综合各类文献、史料和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前，茶叶从传人西藏到在西藏受到全面认可，融人日常生活，并实现最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其过程和重要的环节可分为四大阶段。
一、第一阶段，755年以前
第一阶段，茶叶在很早的时候从内地传播到西藏，并作为“灵药”和内地珍稀贵重物品存在于极少人的手中。这一阶段从茶叶传播至西藏到赤松德赞继承吐著王朝神普之位，即755年以前。
阿里地区的故如甲木寺考古发现，这些极少的人应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的人。这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人吐蕃也未对这一-阶段的整体情况产生太多影响。但此时，佛教在吐蕃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松赞干布赞普并不排后佛教，在其支持下，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一些佛殿经堂建成。这为茶叶的大柳模饮用和流行打下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较系统的介绍涉及西藏茶叶和茶碗等文化内容的藏文史料是《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该书是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梵文名释迦嘎年施利甫迪跋扎，简称叶如达仓巴)于明宣德九年(1434)撰于达纳屯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印度、于阗、汉地、木雅和吐蕃王以及佛教历史和著名人物事迹，下篇介绍有关法王、万户、望族和大德历史及教派传承。尤其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驿站的设立、法律、本钦的委任以及元朝与西藏的关系方面有详细记载，被学术界视为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列入重要史籍之中。陈庆英先生根据1983年7月北京影印本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6月铅印本翻译成汉文，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正式出版。该书中记载的茶叶、茶碗的故事和内容发生于第三任吐蕃王朝赞普都松芒布支在位期间(676--704)，但故事中体现出的主要信息表明:故事主人公及相关人物是把茶叶作为“汉地的妙药”加以对待的，还没有发展到把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生津解渴的必需饮料的程度。
该书写道:“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这里的“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描述的应为唐朝“汉地”情况，而不能理解为当时吐蕃的饮茶情况。
二、第二阶段，755-797年
第二阶段，此阶段饮茶群体出现，饮茶活动达到一-定规模，部分群体中的饮茶风气基本形成。这一-阶段基本可划定为吐蕃王朝的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期间，即从755年至797年。
有几项重要的信息应值得关注:第一，至781年，赤松德赞自己收藏了很多内地好茶，说明39岁的赤松德赞是爱茶之人。第二，同一年，赤松德赞见到常鲁公并看到了唐朝当时的烹茶方法，对茶叶如何“使用”有了进一步了解。第三，赤松德赞后期，经过了-系列战争，吐蕃疆域东部已经到了今陕西、甘肃交界处，南面抵达了印度中部恒河带。版图的打张使吐著的各类人群对唐朝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接触大量增切。第四，赤松德赞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与唐朝僧人、天竺僧人接触增多，他于781年邀请唐朝禅宗名僧摩河衍到逻些传教，这成为西藏饮茶流行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赤松德赞依据佛法来制定法律，这在相关史书和传记中都有-定程度的记载。《莲花遗教》第67章中记载的当时赤松德赞制定的法律包含三个层次:佛教法律、下法和家法，佛教思想均融人其中，这也标志着佛教地位的确立。在《本生传》中写道...依照三藏经记载：僧人渴饮奶与茶/食用粮食和糖果/蜂蜜酥油与糕点/衣紫袈波住庙宇/不许喝酒戒淫欲.....”9表明当时僧人饮茶已经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在此阶段，苯教被压制和打压，佛教快速发展和兴盛，在赤松德赞的支持和主持下不仅排除了反佛势力，而且修建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庙桑耶寺，大力翻这佛经，树立起了佛教的主体地位。在此过程中，吐蕃与唐朝、天竺之间的僧侣流动大大增加，尤其唐朝禅宗的传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在晋朝(265-420)的饮茶者中，禅僧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晋朝茶事中有“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释法瑶是东晋至南朝宋齐间著名涅檠师，著有《涅架》《法华》等。唐朝佛教大兴，佛禅与茶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并以其提神醒脑、饱腹消食、清淡寡欲的特点受到推崇。皎然(730-799是唐科茶僧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与茶禅相关的诗作，其中不乏千古流传的名旬，比如“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茶圣陆羽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寺院茶文化的重要影响。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叶消费之风得到了大力推动，普及力度进步加大，茶文化也逐步走向多元化的繁荣。781年，摩诃行受赤松德赞之邀入吐蕃，受到了当时吐蕃僧俗众人的致欢迎，信徒弟子纷来投。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推测，名僧摩河行到西藏传法成为当时唐朝茶饮之风在吐著广泛传播的重大契机和重要推动力，并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当地特色茶文化的出现和传播。
在此阶段，饮茶活动应主要集中于佛教的僧人中，虽然在“渐顿之争”中，以摩河行为代表的顿门巴失利，但并没有影响饮饮茶习惯的传播。同时，随着佛教地位的不断提升，携事活动也增多起来，饮茶活动逐渐超出个人活动范畴，进入僧侣群体性的活动之内，比如酒经、群经、法会等。另外，由于赤松德赞喜爱茶、藏茶、泡茶，因此当时吐暮的政治系统内已经开始推崇饮茶，而且一定程度E上开始在中高级官像中流行。在带动和影响下，基层官吏开始追求茶叶并向往饮茶行为。统治者和僧侣们的茶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崇茶叶、向往茶叶，并以饮在这样的斯围中，民间各类群体受到茶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崇茶叶、向往茶叶，并以饮茶为一种荣耀，所以在民间许:农群体中饮茶行为和风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范围很小，主要集中于奴隶主、贵族群体。
三、第三阶段，797-13世纪40年代
第三阶段，此阶段饮茶行为进一步向民间传播，饮茶之风进步融入吐著中心的阶层、群体的社会生活之中，西藏的茶叶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满足程度也大大提升。时医，质群体的茶叶消费量总体还很低。西藏特色的饮茶方式基本形成，并开始被广泛接受。西藏茶文文化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这一阶段从赤松德赞之后至西藏正式白2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国，即从797年至13世纪40年代。
唐朝时已经出现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权或部落的茶马相易现象，虽然偶尔为之.但却促进了茶叶的对外传播，已逐步形成取代贡赐形式之势。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受到战乱影响，迪茶马互市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五代会要》中有一定记载。宋朝茶马互市得到了很大发展。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置“估马司”以定马价，专门负责接受献马和回赐茶叶之事。熙宁七年(1074)宋朝廷派李杞、蒲宗闵等人蜀，专门负责博马之事。从熙宁七年十二月至熙宁八年五月的六个月间，宋仅通过熙河路买马数达到了14600余匹，主要形式是以茶易马。总体而言，宋朝官方的互市地点主要集中于西北甘肃一带，四川榷茶为辅助。宋、西夏、金并立时期，贸易主要通过榷场开展，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也相当繁荣。
宋朝全力发展的茶马互市传播了茶叶的名声，各民族地区政权和部落也积极响应和参与到互市之中，比如皇通二年(1142)之后，金在陕西秦、巩、洮、凤翔府等地置榷场与宋开展贸易。这一现象表明了茶叶已经与各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有效融合，饮茶的诸多好处被发现和广泛认可，茶叶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总体而言，茶马贸易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输出和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茶叶需求的满足，也促进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
此阶段的前期，吐蕃王朝的最后两任赞普对茶叶消费的群体变化和扩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赞普赤祖德赞把佛教推至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僧侣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当时，赤祖德赞有两位国师(钵南布)，娘.定埃增和物测如，贝吉允丹。命令七户供养一名僧人，实行“七户养僧制”，吐瓷僧倡人数急剧地加，并形成了有着特殊地位的僧侣阶层。最后位赞普朗达玛登位后，对佛教进行残酷废禁，大量僧人被迫还俗，成为屠夫、猎人等当时的社会地位低等人群。这种对佛教先展度推崇再残腻废禁的政策，使已经广泛存在于寺院和僧相中的体茶之风随着着寺院和僧侣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向社会中下阶层，尤其是在社会底层快速传播。但对当时的奴隶们而言，饮茶的概念和行为更多停留在意识认同上，实际消费很少。
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在逻些近郊修行的僧人刺死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王室分裂，平民、奴隶爆发起义，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这种分散割据状态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空间，大量教派出现，佛教影响进一步提升和扩大。此期间，政教势力与大家族相结合的模式占据主导，比如萨迦派创立于11世纪，其教主祖师在昆氏家族内传承;噶举派创立于12世纪，13世纪初政务大权由朗氏家族掌控。这种模式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势力、宗教势力和贵族势力对茶叶的垄断，同时再次强化和拓展了寺院与茶的关系:除了已有的对茶叶的直接消费之外，茶叶贸易活动和布施活动得到发展和强化，并逐渐形成定制，寺院中的司茶僧和司茶职位渐成规范，在一些大寺院中逐渐出现了用于专门储存茶叶的“茶库”。由于处于割据状态，所以不同区域内的统治势力、宗教势力和贵族势力对茶叶消费和茶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样就相应形成了特定区域内的饮茶方式、用茶规范和茶文化内容与模式。所以此时饮茶风俗呈现出地域性的多元化，茶文化也呈现出相应的多元特征。
此阶段，西藏的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土地占有形式、经营方式、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大部分奴隶和部分平民转化为农奴，以剥削农奴为主导的封建生产方式占据主导。藏文史书记载，11世纪，在阿里布扎朗地方已经出现了豁卡(封建庄园)。到13世纪初，在吐蕃本土，这种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普遍形成。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农奴主占据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农奴在人身关系上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们不但要无偿为农奴主耕种土地，而且要服各种劳役，并上缴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成了领主的附属品。农奴主们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们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随着农奴主群体中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和饮茶之风的日益浓郁，农奴们接触到茶叶的机会越来越多，并逐渐产生了消费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基本处于空白或极少的状态。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地方。成吉思汗完成了统蒙古各部的大业，建立了蒙古汗国。吐薯王朝分崩离析后，西藏地方-直处于漫长的分散割据中，并形成了几大政教势力和分散的世俗统治势力。萨迦派创立于1世纪。1247年初，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应邀与阔端(蒙古汗国窝阔台汗的次子，率兵驻扎河西走廊，治所设于凉州，负责对当地的镇戍和对藏区的经营)在凉州会谈，商议西藏归属蒙古汗国事宜，并由萨班从凉州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信件，说明归附、纳贡、任职、造报清册等事，此举得到了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积极响应。此事成为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的重要标志。
西藏正式归属元朝前身蒙古汗国，使内地向西藏的茶叶供给性质发生了改变:在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下，由原来的中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茶叶往来，转换为中央政府统属范围内不同地方、区域内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此时，西藏的茶叶贸易性质发生了改变，西藏的茶叶消费完全转换为中国内部茶叶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通过茶叶，西藏与四川、云南、甘肃、湖南等地在加强区域联系、强化文化纽带、巩固民族情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抵御外部侵略等方面共同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四、第四阶段，13世纪40年代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
第四阶段，此阶段西藏茶文化已经十分普及，并深深与西藏地理、气候、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度结合，茶文化在不断普及过程中又不断丰富和演化。现在西藏的茶饮特点与主要的茶文化要素定型和发展于此阶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和奴隶的茶叶需求处于极度被压制状态，他们的茶叶消费状况反映了他们受到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反映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这-阶段从13世纪40年代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
17世纪50年代初，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启程朝清。1653年1月，五世达赖喇嘛至京，顺治帝出京城与其相见于京郊皇家猎场南苑。5月，清朝以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同时以满汉蒙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册封固始汗。对二者的册封，正式确定了清朝对西藏的统属关系。1779年藏历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启程为乾隆帝祝七十寿辰，1780年7月抵达承德，并于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11月，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黄寺，乾隆帝到黄寺进行吊唁，并于四年后在黄寺西侧建成六世班禅的衣冠冢“清净化城塔”，乾隆帝亲撰七百多字的“清净化城塔记”，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镌刻。以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入清朝觐和祝寿为代表，这种大规模的政教高层互动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地区之间互动的力度和频率，各种各样的互动既包括官方的，也包括非官方的。这些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茶文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之一。
在此阶段，“人藏熬茶”的存在和流行使西藏茶文化与青海、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新疆等地的文化元素进一一步接触、融合，并向这些地区广泛传播。“人藏熬茶”是以茶叶为纽带的一种宗教活动和文化现象，大约起源于16世纪末，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各地的传播而日渐兴盛，也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宗教仪式。“人藏熬茶”存在于多地区和多民族之中，主要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广大藏传佛教信仰地区，主要民族包括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集体茶事活动是“人藏熬茶”的核心活动之一，而在各种各样的茶事活动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茶文化表现尤其突出。
频繁出现的“人藏熬茶”体现了当时藏传佛教产生的广泛影响，格鲁派信众不断壮大，同时也体现了佛事活动和茶事活动的深度结合，表明当时西藏的“熬茶”方式和集体饮茶文化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此时，西藏整体的熬茶方法、饮茶方式和茶文化模式在更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与交流中进一步巩固，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文化特征表现得愈加突出。
西藏正式归属元朝前身蒙古汗国，使西藏茶叶的贸易和和消费性质发生了改变，西藏茶叶贸易成为中国茶叶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藏的茶叶消费成为中国茶叶内部清费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作为铁般的证据证明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印茶叶人侵西藏，并以此对中国边境进行蚕食侵略，中国官员、百姓和西藏僧俗力量都积极投入到抵御英印茶叶人侵的伟大斗争之中，自觉保卫西藏茶叶市场，维护国家统和领土完整。
此阶段，以茶叶为纽带的地区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茶马古道的繁荣既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也是反作用于这一现象，进一步促进这一现象的最重要的纽带和动力。有学者认为，茶马古道的兴起经历了不同的原始形态，包括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石器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这些原始形态的古道成为茶马古道兴起的基石。10大约在唐朝时已经形成了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的前期形态。整体而言，茶马古道正式形成并传播于唐宋，兴盛于明清，20世纪2040年代再度兴盛。茶马古道的纵横绵延造就了沿边特色鲜明的城(村)镇文化，大大促进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形成、繁荣而相继出现并逐步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西藏及其他藏区商业贸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汉藏各族物资交流的兴盛,使各民族各地区在经济上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依赖、互相支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茶马古道以纵横交错的网络状穿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那里世居着藏族，傣族、苗族、录颇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纳西族，傈傈族、佤族等民族，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人口流动、通婚等形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另外，茶马古道在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回族等诸多民族中发挥的强大的润滑剂作用，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此所段，正处于西藏的封重衣奴相下，这种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双对改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在西意，该制度于13世纪管酒理立，15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中和底度除。封建农奴制下。三大领主地方封2政府、贵族和寺院)及其代理人残酷地对奴隶(约占地方总人口的5%)和农奴(约占地方总人口的90%)进行压榨、压迫和剥削。在该制度下，农奴、奴隶等社会最底层
群体接触茶叶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最需要茶叶提供营养和能量以勉强生活下去。这样，他们的茶叶需求在不断被强化，但是这种茶叶消费需求却根本得不到满足，或者满足量极小。总体而言，在整个封建农奴社会中，农奴们只能购买极少的最劣质茶叶，农奴主们把“茶渣”“茶末”“茶锈”也销售给他们，有时他们也偶尔从“好心”的农奴主那里得到极少的“赏赐”，也存在个别亲戚给予极少的“接济”。他们的茶叶需求处于极度被压制状态，奴隶们的遭遇更是如此。但越是这样，越激发了他们获得茶叶、消费茶叶的愿望。
来源于：古老藏茶
